天天观热点：“旅游，晒娃，吃的好”——微信朋友圈的社交模式，父母如何做？
文|余时
编辑|知了知了
(资料图片)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遍化，虚拟环境中的社会交往实践成为可能。
社交媒体提供了自我展示和交流互动的舞台，其社交模式产生了新的传播情境，进而催生了“晒”文化的诞生。
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微信月活跃账户数达12.13亿，微信在极短时间内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在“全民微信”的时代，微信朋友圈成为现代人“晒”思想情感、家长里短重要平台。
网络大众用“朋友圈有三宝：旅游，晒娃，吃的好”道出“晒娃”行为在朋友圈的普遍性。
用“晒娃狂魔”等网络用语界说着父母群体的“晒娃”行为特征。
“晒娃”英文为“sharenting”，即英文词汇“share”（分享）和“parenting”（养育）合成词，指父母习惯使用社交媒体分享孩子照片和新鲜事。
微信朋友圈兼具记录与分享的双重属性，满足了父母的自我表现欲和多样的个性化需求，为父母良好育儿的展示提供了舞台。
与其它“晒”行为相比，其“晒娃”内容的主体有其特殊性，儿童是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群体，移动社交所带来的潜在威胁在这个群体的身上会加倍放大。
在上海市的一起敲诈勒索案件中，李先生因热衷在朋友圈晒娃被仅见过几面的微信好友敲诈170万。
被告人由某通过李先生的朋友圈掌握了李先生孩子就读学校、参加夏令营时间等信息，并以伤害李先生孩子为由欲勒索170万。
一位母亲在社交平台为出售女儿的闲置衣服上传了许多女儿个人照片，没想到此举却遭到了一位陌生用户的骚扰，其语言更是粗鄙不堪。
互联网具有共享性、开放性的特点，但也伴随着隐私泄露的风险 。
对父母来说，父母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应充当好儿童信息传播的“把关人”角色，承担起年幼孩子网络信息管理的责任。
微信朋友圈是具有熟人社交特点的网络虚拟社区，用户能够通过文字、图片、小视频等形式在个人主页展示自我，也可以转发其它应用或网页内容到该平台，“点赞”和“评论”是用户间保持沟通联系的功能设置。
微信朋友圈是近年来较受人们关注的社交媒体，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学者们对微信朋友圈传播特征进行了梳理与探讨。
曹文欣认为功能众多、操作门槛低、涉及内容范围广是微信朋友圈的特征，这些特征促进了虚拟与现实的交融，为人们带来了较强的社会临场感，加深了人们自我披露时的广度和深度。
詹恂等指出微信朋友圈的传播主体具有强关系与真实性，传播效果具有即时性和精准性的特征。
李阳将微信比作是以己为中心的圆圈，圈子中的内部传播是一种精准传播。
微信朋友圈用户使用行为的研究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目前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微信的分享行为，其研究多以自我呈现理论视角切入。
如学者通过相关实证调查表明，大学生群体将微信视作自我呈现的“舞台”，但行为却更倾向于表露真实的自我。
自我呈现加强了自我身份认同，但存在着公与私空间界限把握不清、自我认知焦虑等问题。
通过对青年女性微信朋友圈的呈现行为研究，发现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受到传统文化“好面子”的影响，也体现了熟人交往中“近因效应”原则。
关于“晒娃”行为研究
从国内文献来看，“晒娃”行为尚未引起学者的普遍关注。
国内针对晒娃行为的研究大多发于报纸、杂志等非学术类期刊，其中多见“专家建议”等字样，这些文献仅对晒娃的表面现象进行简单描述，缺乏学术研究的视角。
如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调查年轻父母们“晒娃”行为的特征及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的相关意识，但该研究设计多为收集资料性质，题量较少、样本较小，其结论的代表性有待加强。
还有学者基于自我呈现、隐私沟通等理论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晒娃主体的朋友圈内容进行跟踪记录，但缺乏对晒娃主体动机、产生影响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与探索。
国外学者通过对Instagram收集的4000张带有家庭相关标签的图片样本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发现父母通过日常育儿活动的展示获取了有效信息和社会支持，并构造了展示了积极育儿的父母形象。
StevenHoliday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父母的Instagram帖子进行观察，研究结果指出父母在社交媒体展现出晒娃的帖子实际上是父母预期的自我呈现。
Kumar认为“晒娃”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涉及到隐私、身份和儿童权利的关系。
TawfiqAmmari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对如何管理儿童信息的表露、管理儿童的在线身份提进行探索。
发现母亲在社交媒体上管理儿童的在线身份中承担起主要责任，而父亲对披露儿童信息更为谨慎，父母正在尽力减少在Facebook的过度分享，并保持适当的隐私保护水平。
关于网络“晒”行为研究
从“晒”的类型来看，有关“晒娃”的研究还较少，但关于“晒”行为的研究较为丰富。
“晒”是英文“share”的翻译，含分享、公开、炫耀等含义。
在当今的数字时代，社交媒体成为了人们“晒”的主要平台，人们通过社交媒体将自己的经历记录和分享。
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们对“晒”行为进行了解读，目前大多数研究将“晒”理解为个体自我呈现的方式，视作一种印象管理策略。
如有学者借鉴了“自我呈现”理论分析了网络晒客行为存在的特点和心理机制，认为网络是影响他人对“自我”认知的“前台”，晒客在网络上进行角色扮演，从而构建出理想自我的形象；
指出晒行为的本质是用户通过“表演”折射出个人的“后台”形象，最终达到实现理想自我的目的；
微信朋友圈中的“晒消费”现象最终目的指向生成自我形象，获取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
指出“炫食”族的“炫食”行为是进行装饰后的自我披露，展现了形象建构的心理动机；
研究发现，人们“晒跑”的目的是突出有钱有闲的生活特征，构造了一个具有生活品位的都市精英形象。
在这一类比的启发下， “晒娃”也可被视作一种“自我呈现” ，父母们的育儿实践进行总结式的呈现在网络中，无论父母亲出现或不出现在画面中，其内容亦暗含了父母亲在事件中的角色。
父母将子女视为自我的构成部分，他们通过晒出育儿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呈现出自己的生活状态，完成构建理想自我的“表演”。
在以往关于“晒”行为研究中都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即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披露都是以“表演”为主的伪装。
但这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完全相符，因为在社交媒介中“晒”行为也具备着其他功能，例如记录生活。
学者在调查中发现，个人生活轨迹的记录与分类存档是人们进行“晒”行为的首要动机。
其次，“晒”行为可视作一种心情的表达，在节奏加快的现实生活，人们通过“晒”起到情绪宣泄、压力释放的作用。
同时，“晒”行为还具有着社交性，“晒客”与“观众”两方形成了“晒”的媒介生态。
靖鸣等人指出，“晒”透露出寻求关注的信号，他者通过点赞、评论等方式与晒客形成良好的社交互动。
“晒”行为有助于线上社会关系的维护以及线下社会资本的积累。
闫方洁则认为晒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自我认同，当代青年通过自我编码、自我塑造的途径实现了自我认同。
从上述梳理看出，晒的功能动机具有多样性，因此以“拟剧理论”为基础去诠释“晒”行为，并不能满足我们对“晒娃”行为的全面理解。
“晒”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媒介行为，是基于“晒客”特定的需求而展开。
使用与满足理论容纳了个体的意愿与需求等要素，因此不少研究者试图采用使用与满足理论去解读“晒”行为。
如王传芬借以使用与满足理论解读晒自拍行为，认为网络晒自拍满足了人们自我欣赏、释放压力、寻求归属、寻求认同等心理需求；常晨则认为受众接触朋友圈是为了获取信息、拓展社会关系等需求。
孙瑛指出网民们通过“晒”行为将心中情感进行隐喻化的表达，起到缓解压力、娱乐消遣的作用，同时促进了自我身份的建构与形象的塑造。
尽管“晒”行为满足了人们需求，但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亟待解决。
这一系列问题包括信息披露威胁人们隐私安全，捏造、片面夸大事实影响社会安定，“网晒”成瘾影响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彰显物质虚无造成攀比现象等。
在以往的探讨中，“晒”引发的负面影响大多针对于“晒”行为的主体，而往往忽略了“晒”的内容中往往也含有他者的信息。
不恰当的分享行为对信息共同拥有者亦存在着负面影响。
后果包括“由于谣言和八卦造成的声誉受损，不必要的联系和骚扰或跟踪，由于回溯功能导致的类似监视的结构，第三方对个人数据的使用以及黑客和身份盗用”等。
传播学者认为，信息披露中“共同隐私”的公开涉及知情同意的伦理原则，当分享行为主体不顾他者不愿泄露隐私的意愿而对“共同隐私”进行披露时，则有可能侵犯了他者的权利。
在“晒娃”行为中，因儿童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自护能力较弱等特点，隐私泄露的问题可能对其造成较大伤害。
由于儿童年龄较小，媒介行为大多由其父母管控，其信息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媒介行为以及隐私保护意识。
祁涛在其研究中指出，缺乏对儿童网络形象管理理性考量，对含有儿童信息投票链接的转发，分组功能等隐私设置技能掌握不足，头像、个人界面使用儿童肖像等习惯是父母在晒娃中导致儿童隐私泄露原因。
该研究发现父母在“晒娃”中还存在着隐私风险感知程度弱、对儿童意愿不够重视等问题，因此 提升父母的媒介素养是保护儿童网络隐私的重要途径 。
父母隐私道德边界模糊、社交环境的错综复杂、服务商的越轨行为以及法律的不健全是导致儿童隐私风险的原因；
提升父母媒介素养、增强行业自律、完善法律法规是保护儿童网络隐私安全的有效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