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上广来到小县城，下沉的音乐节图什么？ 当前热文
诸暨西施音乐节人气爆棚。图片由诸暨市文化旅游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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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朋友圈都去了音乐节！”
家住杭州的蔡女士是位乐迷，4月以来，几乎每个周末，她都能在社交平台上“围观”两三场音乐节或演唱会。
但和以往不同的是，只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一二线城市举办的音乐节，近来扎堆去了县城，比如济宁泗水的新青年音乐节、南京溧水的咪豆音乐节。浙江也很热闹，4月诸暨尝鲜，办了西施音乐节，5月德清莫干山麓、建德新安江畔等地的户外音乐节先后开场。从出演嘉宾名气，到现场观众人气，毫不逊色于北上广。
音乐节从大城市一路走向县城乃至乡村，图什么？它们给举办地带来了什么？这波热潮能持续多久？
（一）下沉
县城里开的音乐节，能有多火？
5月20日，诸暨山下湖镇，西施·珍珠嘉年华音乐节激情开唱。台上，歌手抱着吉他唱跳，台下，观众跟着节奏摇摆，驱散了初夏午后的闷热。
杭州乐迷蓝俊和朋友组团到此打卡，看到喜欢的歌手上台，忍不住兴奋呐喊。她告诉潮新闻记者，这次诸暨音乐节是自己喜爱的嘻哈主题，持音乐节门票还可以免费游诸暨六大景区，准备住一晚、玩两天。活动当天共吸引了7000多名乐迷参与这场音乐盛宴。
当天同样火爆的，还有在建德梅城镇举办的隅田川咖啡·17℃新安江音乐节。当水木年华唱起《一生有你》时，现场万名观众一起应和，让人感动大呼“爷青回”。
诸暨西施·珍珠嘉年华现场。 图片由诸暨市文化旅游集团提供
音乐节，在露天场所举办，由多位艺人轮流演出，可与数万名观众现场互动，自带时尚、自由、热烈、狂欢等属性。因此，近10年间，从“草莓”到“迷笛”，从“氧气”到“西湖”，众多音乐节“厂牌”接连涌现，使音乐节演变为一种潮流生活方式、一个文化消费符号。
眼下，这个符号，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开始，经杭州、成都、西安等二线城市，一路向着县域布局，深层原因何在？ 它们能适应新的土壤吗？
5月27日，朴树在湖州南浔区双林镇太隐艺术生活节激情开唱。共享联盟·南浔 陆志鹏 杨乾坤 摄
5月27日，湖州南浔区双林镇迎来一场音乐节——太隐艺术生活节，主办方是文漾向扬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我们也是首次将音乐节带进乡镇。”公司总经理邹吉闽坦言，音乐节是典型的青年消费娱乐活动，拥抱年轻人，就是拥抱市场，这两年不少年轻人希望在工作学习之余到环境好、风景美的地方过一两天慢节奏生活，并催生了乡村露营等新业态，“音乐节下沉一方面是迎合新趋势、开拓新空间，一方面也填补了县域文娱供给不足的短板。”
也就是说，县域需要音乐节，音乐节也需要县域，可谓一拍即合。
不止于此，相比一二线城市，县城还有政府重视、资源丰富、运营成本低等优势，因而也能打破框架，创造更多可能。
早在2021年，西湖音乐节的主办方——杭州大快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就开始尝试举办地下沉，到目前已在常山徐村连续办了两届“常山UU音乐节”。该公司负责人李媛告诉潮新闻记者，音乐节实际上是一种以音乐演出为主，兼容多元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大型活动，但国内音乐节兴起以来，大多数仍属于“卖票看演出”模式，他们一直希望打破这一刻板印象。
“小县城更加原生态，更有乡土气息。你想象一下，音乐表演时，幕布是落日映衬下的草坪和河流，配乐里混着溪流和鸟鸣声，这是大城市用灯光和人造艺术品无法取代的。”李媛说，乡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甚至是方言，对乐迷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让音乐节回归本源，让观众在听歌时沉浸式体验鲜活的、有生命力的风土人情，或是下沉的另一重动因。
小县城更加原生态，更有乡土气息。图为衢州常山县徐村
（二）挑战
潮新闻记者梳理发现，年初以来的县域音乐节，绝大部分是当地政府搭台，邀请专业公司策划运营的模式，通过挖掘本土特色来打造品牌化IP，是一场政府和市场的双向奔赴。
就拿西施·珍珠嘉年华音乐节来说，将其放在2023世界珍珠大会当天，就是想借音乐节效应为大会再添人气。“我们通过多渠道宣推，让更多人了解诸暨、了解西施、了解珍珠产业。”诸暨市文化旅游集团副总经理赵梅说，为放大本地特色，他们还请歌手现场演唱《珍珠》，请了自带流量的旅游博主现场直播。
从中可以看出，小县域和大城市，算的不是一笔账。
对于北上广，音乐节是纯粹的文娱活动，是戏曲周、动漫节、艺术节等之外一种寻常的城市文化消费业态供给。
而对小县城，音乐节显然承载了更多期待，不仅要满足县域居民的文化娱乐需求，还希望能借其IP和表演者知名度，带动小城“出圈”。尤其是稳经济、促消费的大背景下，各地文旅部门都在铆足劲“攒人气”。音乐节和演唱会既能在短时间里引流，又能顺势推介当地形象和产业，因而形成了县域办音乐节热潮。
这一方面，常山已有先例。徐村山好水好风景好，还有特色农产品胡柚、香柚、山茶油等，两届“常山UU音乐节”的举办，不仅累计吸引省内外游客2.5万人次，拉动常山全县整体消费达1000万元，还让当地有了文旅新名片。
2022年“常山UU音乐节”现场。 图片由常山县徐村提供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调研，今年“五一”期间大型音乐节和演唱会票房之外的交通、食宿等综合消费规模超12亿元。
四面八方涌入的人潮，对县城来说是机遇，同样也是挑战。事实上，此前的音乐节和演唱会过后，社交媒体上不乏吐槽，比如交通拥堵、配置不专业等。
“两次音乐节我们都是举全市之力，联合近30个职能部门，成立现场指挥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班，全面筹备保障音乐节各项工作，及时解决问题和困难。”赵梅回忆，4月14日举办西施音乐节当晚狂风暴雨，工作组免费给大家发放雨衣，现场秩序井然，雨水没有浇灭热情，大家反而更嗨了。演出结束后草坪被踩成泥地，工作人员又连夜将草坪复绿，只为第二天带来更好的体验。
对于此次音乐节，南浔区双林镇上下绷紧了弦。“办好一场音乐节，不只是搭个台子请几个歌手那么简单。”该镇副镇长张开荣说，他们与主办方提前预判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一起做好了预案，设置了6个停车场，并安排60辆公交车免费接驳，以应对人流车流过多可能带来的交通问题，同时还准备了大冰块、大电扇、休息区以及专业医护人员和防暑药品。
音乐节试水“小城”，除了开拓市场，本身也有“低成本试错”之义。哪里适合办，哪里氛围好，办完活动一目了然。不是每个县城都能讲好音乐故事，正如不是每个拥有烧烤的老工业基地能像淄博出彩一样。
从这一角度看，音乐节带来的挑战内涵机遇，能否将经验转化成社会治理的思考，进而提升县域承载能力、服务能力，关系着这场“音乐+文旅”嘉年华能不能继续下去。
（三）长效
音乐节在县域“遍地开花”之时，也引发不少忧虑，其中一项就是质量参差不齐。
“可能是歌手忙着赶场，嗓音明显疲惫，现场表演效果很一般。”湖州一位资深乐迷冯女士告诉潮新闻记者，她几乎每个月都要“追”一次音乐节。前段时间她和朋友兴冲冲赶到一个县城，先不说现场管理混乱，光检票就在太阳下排队暴晒了一个多小时。更让冯女士郁闷的是，票价近300元，加上来回交通、餐饮费用五六百元，花费不少，却看了一场“拉跨”的演出。
确实，尽管主办方考虑音乐节流量，会请一些知名音乐人，但考虑成本支出，往往会增加大量不知名艺人的拼盘演出。而且，在各地蜂拥举办音乐节的小长假期间，很可能还面临“歌手不够用”的尴尬。“要是到县城参加音乐节像抽盲盒，一旦热情耗光了，大家可能就再也不想去了。”冯女士感叹，这不仅会损耗乐迷对音乐节这一产品的信心，甚至会伤害县域形象。
处于“疯长期”的音乐节，要不要规范？这波热潮，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持续长红？
对此，李媛持乐观态度，她认为至少一年内，市场需求还处于上升期，但要让热度持续，也许提升音乐节的品质和整体氛围营造是关键。“音乐节是个综合产品，优质的演出阵容固然重要，但是要实现差异化发展，在与一线城市的竞争中赢得人气，还是要打好‘音乐+地域文化’牌，打造特色氛围。”
“县城音乐节，不只有音乐。”采访中，邹吉闽也告诉潮新闻记者，此次策划的南浔双林音乐节，除了结合传统文化与奇幻效果打造的国潮舞台，现场还设有“复古艺术市集”“新奇餐饮体验”“沙地篝火露营”“国风宋韵文化”等空间，除了带动二次消费，也想为现场观众创造多元体验，提升音乐节品质。
音乐节经济，不单纯是票务经济。不管是主办运营方，还是政府工作人员，都一致认为一场音乐节成功与否，在于所有合作方能否有主人翁意识，能否把音乐节当成自己的事来办，包括场地方、现场商户、周边小店以及政府公共服务部门。
正如淄博，像它一样拥有“物美价廉”烧烤的城市不少，但唯独淄博火出圈，核心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独有的城市氛围，让大家感受到暖意和尊重。
此外，面向如何放大本土影响力和吸引力这一课题，浙江也有县域开始尝试新模式，将有实力的音乐人集聚在一起，形成本地音乐IP，既能解决歌手分身乏术、表演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也能提升全域音乐氛围。
比如安吉上墅乡，以“大麓音乐山谷”项目为核心，建起了一个以音乐为主题的未来乡村部落，配套专业录音棚、歌手训练营、多功能音乐空间、音乐酒吧等，形成吃住游娱乐购一体的音乐特色休闲业态。
还有双林，依托向阳里项目，与南艺、浙艺、上戏等艺术高校合作建立定向委培基地，计划打造长三角有影响力的音乐创作集聚地。
音乐与县城的互动，未完待续。
